2026 NUS New Global Entrepreneurs Singapore Forum – Chairman Lee Yi Shyan
[The following Speech was delivered in Chinese]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受邀参加今天的企业家论坛。重回母校，感到非常亲切。我毕业于化工系，始终没参与化工行业, 却长期在政府的几个经济部门工作，国际企业发展局、经济发展局，后来到贸工部等， 所以有机会长期和企业互动，聆听他们的发展心声，学习他们的奋斗精神。今天又是这样一个学习机会，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评估现在，探讨未来。 在欢迎词里，傅强老师阐述了他对世界新经济秩序的看法，后面的讲者也将介绍新加坡在各个行业领域可以扮演的角色。 我想，我就以“新加坡如何在新经济秩序中继续发展”为主题，分享我的看法。 早在1995年，我曾在华盛顿参加一个“非洲商业峰会”。大会开始前，主席与各国代表逐一见面。轮到我时，我告诉他我来自新加坡。他惊讶地说：“新加坡？一个成功的故事！”我郑重地回应说：“新加坡其实是一个生存的故事！” 一个生存的故事 回顾历史，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被迫面对国土狭小、资源匮乏、失业率飙升与经济不振、种族冲突与社会动荡，以及严重的国防与外交生存危机等严峻挑战。这其中只要一、两个问题处理不好，就足以让整个社会陷入长期的分裂与动荡，甚至导致派系冲突和内战。 根据联合国官方数据，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合国成立以来，全球共有80多个前殖民地脱离了殖民统治走向独立。如果把它们进行分类，我们看到大概有5个国家（包括新加坡、南韩）进入“高收入”国家；25个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越南、阿曼、突尼西亚、牙买加等）和50多个“贫困”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主要还是分布在非洲。 以上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并非是政治独立之后的自然现象，毕竟，2/3 的新兴独立国无法摆脱贫穷。那么对于一个1965年刚刚独立，面积只有580平方公里，人口1百90万的小国，能不能解决眼前贫困、就业与住房等问题，或者是像当时一些国际报章的预言：“新加坡在两年之内必垮无疑”？ 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二战后，一方面是像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兴起，促进双边和多边的和平合作；另一方面却是冷战的开始（1947-1991），美国和苏联阵营分别主导着两个对抗的阵营，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各自都宣称能够为人类社会提供最佳的发展模式。 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阵营推崇“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模式，强调政治自由、法治、个人权利和开放市场；以苏联为代表的阵营，后来被中国、越南和古巴等国家采用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经济平等、公有制和国家主导的发展路径。 时过境迁，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市场机制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干预也广泛存在于市场经济体之中。与此同时，通胀、不平等、移民、个人权利，以及种族和宗教等问题，成为许多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全球化在创造机遇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这些矛盾。 新加坡独立61年以来，一直不得不在二战后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和地缘政治中探路前行。俗语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接下来，我想借用外国学者对新加坡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在变化莫测的世界秩序中，新加坡如何给自己定位。 三份成绩单带来的思考 2024年6月，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策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西方可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的文章。文中比较了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三种不同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果，并从三份“成绩单”展开分析。 第一份成绩单关注公民福祉，涵盖收入、健康、安全等指标。 第二份成绩单评估治理能力，即政府识别问题、制定政策、落实执行和防治腐败的能力。 第三份成绩单关注个人权利，以及公民对本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表现的评价。 这三份成绩单呈现了新加坡、美国和英国之间鲜明的对比：新加坡在经济表现、社会福祉、治理效能和商业信心方面表现突出，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政治自由与治理模式的讨论。看完这三份成绩单，艾利森教授提出九点思考。 第一，新加坡已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社会之一。2004年李显龙总理刚上任时，新加坡已完成从后殖民时期的贫穷城市国家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转型，当时人均GDP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许多人认为，新加坡将长期落后于美国。然而二十年后，新加坡人均GDP已达到88,500美元，略高于美国的85,000美元，接近英国的两倍。新加坡不仅成功追赶，而且实现超越，保持领先。 第二，新加坡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也降低了不平等。快速发展往往会扩大收入差距，过去二十年，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0.47降至0.37；相比之下，美国仍维持在约0.47。这说明新加坡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也显著改善了收入分配，虽然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