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llowing speech was originally delivered in Chinese.]
刘圣主席，康参赞，张向东主席，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参加今晚清华企业家协会东南亚分会的迎新春晚宴。
今天上午大家走访企业，下午聆听了孙雪玲部长、经发局刘晋荣司长，以及来自银行、律所和资管机构的专业分享，目的只有一个——更深入地了解新加坡。对已经在新加坡运营的企业家来说，这里并不陌生；而对正考虑走向海外的朋友而言，当下正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以新加坡为起点的时机。
说到认识新加坡， 可以说她可能是世界上名字最多的城市之一：
- 淡马锡 （14世纪）
- 龙牙门 （元末明初）
- 新加坡拉 （马来王朝时期）
- 石叻（早期华人）
- 星洲 （19十九世纪华人社会）
- 昭南岛 （二战时期，日军用词）
- 狮城 （现代文学用词）
这些名称背后，都反映了新加坡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海运枢纽、开放港口，也塑造了它多元、包容的移民社会。
本着继续学习的精神，今晚，我想和大家分享新加坡的 四个“特别”。
第一个“特别”：忧患意识的底层逻辑
李光耀说过：“新加坡是极不可能的国家“ （most improbable country）。 从国土、人口、资源和地缘条件来看，新加坡似乎不具备生存优势。新加坡独立时，国际媒体预言新加坡抗不过两年。
就因为这样，新加坡有着很强烈的忧患意识。
2020年的疫情，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原本的财政预算为836亿新元，随着疫情恶化，政府五次修改预算，额外动用973亿新元，相当于GDP的20%，而且全部来自国家储备，而非举债。当时政府坚持一个原则：生命与生计必须同时守住。为了减少裁员，政府连续10个月向企业提供薪资补贴，并配合多项退税措施，尽力稳住经济与社会，坚持生命与生计并重。这种在危机中仍能快速动员资源的能力，正是长期忧患意识的结果。
第二个“特别“是经济第一的发展战略。
新加坡国小、资源匮乏，因此必须通过后天努力，建立持续生存与发展的能力。1965年独立后，新加坡率先走出反殖民、战后情绪，坚定选择开放门户、招商引资，大力投资教育、基础设施和国防。
与此同时，政府严厉反贪、健全法治，强调契约精神，确保政策透明、稳定、可预测，努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长期以来，新加坡被国际评估机构评为全球最具竞争力、最自由、营商环境最佳、最廉洁的经济体之一。
过去两年，新加坡国会辩论政府财政预算时，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某些议员质问政府为何无法准确预测到连续两年的财政盈余：2024年为64亿新币（0.9% GDP）；2025年为151亿新币（1.9%GDP）。
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都是为“如何减少财政赤字”辩论不休。美国政府就因多次以财政不足而停机运作。
多年以来，新加坡政府的财政收入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公司所得税。有国际朋友就问我：“你们的公司税率才是17%，这么低的税率，国家财政怎么还能长期产生盈余啊？“
我的答案是“政府天天想办法帮企业赚钱。他们盈利提高，就多缴交公司税，也给雇员加薪，都是多赢局面。何乐而不为呢？“
第三个“特别”是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各位抵达樟宜机场时，可能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从下飞机到提取行李，往往只需短短二十分钟。新加坡并不追求浮夸的建筑外观，而是高度重视效率与体验，从通关、交通到公共设施设计，都以使用者为中心。
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在城市规划、社区建设、公共交通、教育与医疗体系之中。同时，新加坡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政府既要向上负责，也要向下负责，这也促使公共服务始终围绕民众的实际需求。
第四个“特别”是平等主义的社会结构。
新加坡并不追求结果平均，而是强调机会公平与社会流动。社会普遍认同任人唯贤，接受收入差距的存在，但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通过努力向上发展的机会。
政府通过公共住房、教育投入和多层次医疗体系，确保基本公共资源人人可及。约80%的居民居住在政府建设的组屋中；医疗体系强调个人责任，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支持。这种制度安排，既维持了经济活力，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
各位朋友，回顾新加坡的发展，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偶然的成功，而是一套长期坚持的底层逻辑：忧患意识、经济优先、以人为本，以及机会公平。
对企业家而言，这四个“特别”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在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真正具备竞争力的经济体，依靠的不是资源，而是制度、信任与长期主义。新加坡希望继续以稳定、开放、可预期的环境，与包括中国企业家在内的全球伙伴，共同创造长期价值。
今天在座的清华企业家，正处在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关键阶段。新加坡愿意成为大家可信赖的伙伴与重要的连接节点。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企业，以新加坡为支点，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为新中合作书写新的篇章。
谢谢大家，祝各位交流愉快，新春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