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 唐振辉先生
中国福建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罗东川先生
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阁下
中国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海丝中央法务区建设工作厦门领导小组组长, 崔永辉先生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党组书记、会长, 任鸿斌先生
各位领导, 来宾，及线上参与的朋友，
大家好！
很荣幸能参加第二届 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并与各位共商关于新中的发展及合作。
过去的32年里，新中两国关系友好，高层级交流频密，经济合作和民间往来等在不同层面上稳固发展。回顾过去30余年，新中几乎每10年便有新的亮点合作，与时俱进。
更准确地说，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 据记载，13世纪时，巨港（即室利佛逝首都）王子Sang Nila Utama (山尼拉·乌他马) 发现并建立了“狮城” ，也就是“Singapura”。该地区在 1320 年引起了蒙古帝国的注意，其贸易代表团在吉宝港登陆。
大约十年后，中国元代商人汪大渊航海途径沿途这一带的海岛渔村，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岛夷志略》。到 14 世纪后期，新加坡已经发展成为繁忙的贸易港口。到了15 世纪初，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一支船队来到马六甲海峡。据郑和船队的 “通事” ，也就是记录者马欢的记载，虽然郑和没有登陆新加坡，但船队经过了 “龙牙门” ，就是现在 新加坡 拉柏多 公园的海域和圣淘沙海岸之间的海峡。新加坡位于海峡沿岸，虽国土面积小，战略性地位却是于海上航线的天然交汇点，是贸易航道必经之路。把时间快进，在莱佛士于 1819 年抵达新加坡后，他很快意识到这里发展潜力巨大，新加坡立即被公认为是最理想的海上贸易自由港，并快速发展成贸易中心，吸引了中国、印度、马来群岛和更远地方的贸易商前来。大量的船队、货物、人员、信息和思想涌入新加坡。
随着贸易而来的便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他们来自包括欧洲、印度及中国的地域。很自然地，这些移民的到来也形成了新加坡多元种族及文化的特质，影响了我们社会的风貌，更塑造了我们的国家理念。
因此，能够理解及融合不同文化与系统可谓是新加坡的独特能力。从渔村，后成为英国殖民地，再后来与马来西亚分家直至独立后的新加坡，新加坡在这不同的经历下酝酿出能够从东西方的视角看待事物和执行的能力。加上我们独到的社会管理，稳定治理，明确的法治及国际公信力，新加坡在区域乃至全球有我们特别的定位。
这些或许就是新中长期友好合作的原因。新加坡能够了解中国悠远的历史如何影响了中国体系的发展及经商之道。也因此，新加坡能够扮演衔接世界与中国的经济与文化桥梁。我们两国也能凭着自己的特质及优势互补共赢。
中国国土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历史悠久。历史上的中国经历了几千年的改革发展。从春秋战国到秦代统一六国，再到民国，再到新中国，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不断从中发展并完善自己的制度。事实上，中国拥有一个独特的系统，适合其庞大的国内市场。我们也看到了它在许多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包括技术、产业发展和经济。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在去年，中国GDP增长8.1%，经济总量达114.4万亿元。除了经济成就，中国也在一代人内实现了脱贫，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中国的发展势头依旧良好，企业也希望继续拓展市场，积极“走出去”，积极国际化。中国也决心继续开放。这令人振奋。可是，前方的道路并不无挑战。
环顾四周，不断加剧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也增加了不确定性。一些国家的全球化正在倒退，排斥和不公平的威胁依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兴趣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一定的挑战。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也会有所保留，持观望态度。
有鉴于此，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若拥有被视为可靠且能与不同系统连接运作的合作伙伴，这肯定是如虎添翼。而新加坡及企业可以是这方面的优选伙伴。更何况，新加坡所处的亚细安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区域市场，且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日益深化。目前，多家企业已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或国际总部。在与海外，包括中国，企业的交流中，企业对于寻找可靠的本地合作伙伴或供应商、具有高投资潜力的本地初创企业，以及填补不同级别职位的人才，都表达了强烈的兴趣。
除了我们牢固的双边关系为基石之外，新加坡还具有其他特质。得益于我们的双语政策，新加坡人能够更好地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和沟通。在文化方面，新加坡积极努力帮助本地人更好地了解中国——通商中国就是其中一个积极推动双语和双文化的机构。此外，新加坡是一个开放和多元文化的社会，因此可以同时从西方和亚洲的角度看待问题。形象一点地说，大家也可以把我们视为国际适配器。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另外也被叫做《新加坡调解公约》或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联合国首次以国家为公约命名，这说明了新加坡在促成67个国家和地区达成共识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众所周知，做生意时，商业纠纷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解决纠纷却又耗时耗力。 而新冠疫情也加剧了这种情况，带来许多不便，也对企业的经营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由于旅行限制，见面讨论、会谈的机会显著减少。若没有直接的见面交流，想要将讨论和合作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则困难得多。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员工无法出差，工作停滞不前、责任无法履行，可能会引发合同纠纷等问题。
若企业提出诉讼，因为费用高昂，他们不仅劳民伤财，还可能永久破坏双方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企业选择和解方式，这将会为双方提供一个澄清误会、节省成本、找到共同点 和 解决方案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保存了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如果涉及商业纠纷的企业来自不同的国家，那么选择一个公信力高的司法管辖区,例如新加坡，来进行裁决和调解能避免双方的猜疑，并增加友好解决争端的机会。毕竟，和气生财。
因此，《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论坛能够促进新中两国法律界的交流与合作，进而为客户提供更优良的价值与服务。
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稳健发展，而这过程中，新加坡依旧是中国的可靠朋友及合作伙伴。自70年代两国领导的互访，90年代的首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即苏州工业园）直至目前3个政府间项目，1个国家级项目，8个省级的经贸合作理事会，以及逐年增加的相互投资，两国的关系行健致远。
在我之前的演讲者已经阐明了我们在哪些领域可以做得更多。在此，我就强调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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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民心相通。我认为对不同的体制和文化的了解，以及对其微妙之处保持敏锐，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将有助于建立更牢固的伙伴关系。所谓民心相通，需要人与人的互动交流来体现；进而在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建立关系，而这样的互动和交流越频繁、越广泛则越好。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加坡独特的历史背景基础上，新加坡还积极努力培养双语和双文化，乃至多语言多元文化。通商中国在这方面努力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们的愿景是造就一批双语双文化的中流砥柱，保留我国多元文化传统，搭建联系中国与世界各地文化和经济的桥梁。未来，通商中国依然会秉持初衷，继续汇集政界、商界和民间的力量，深化与新中两国政府、企业与青年的交流往来，着力培养“新中通”人才，搭建交流平台，扩展优质人脉网络，推展深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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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可信平台。在解决任何商业或其他纠纷时，拥有受多方认可并共同遵守，且具可执行性的规则； 以及在明确的规则环境中，拥有可信赖的调解员尤为重要。《新加坡调解公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一项多边公约 – 为化解国际、商务纠纷中，因调解而产生的和解协议的承认与执行提供统一、高效的制度基础。
随着我们继续沟通交流，我相信新中两国业界也将继续深广合作并与时俱进。
在此，再次感谢大家的努力，各国专家的热情参与及分享，我学习良多。最后，祝愿第二届 中国-新加坡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论坛 圆满成功。谢谢！